二、国际关系事实的分类
国际关系事实作为现象，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种非常庞杂的存在。为了便于观察，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必须进行分类。在进行分类时，我们可以根据事实形成和存在的机理提出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行为主体是谁？第二，行为主体说了和做了什么？第三，行为主体的话语和行为导致了什么结果？第四，行为发生之后，留下了哪些相关信息？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可以得到这样几类国际关系事实：
（1）有关国际行为体的事实。这类事实涉及的是国际行为体的具体情况，其中有些是描述性的，有些是可以度量的。就国家行为体而言，其国内社会发展状况和政治局势是可以描述的，其领土、资源、人口、经济状况、军事力量、建交国家、参加国际组织数量等则是可以度量的。就国际组织而言，其规模、宗旨、功能等要素也可以进行相应的描述与度量。
（2）有关行为的事实。在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存在都是以采取对外政策行为和进行互动为形式。行为体采取对外政策行为，必然会造成超越国家边界的事实。这样的事实，个别来讲都是特定的，是可以具体描述的，具有时间、地点和情节等要素，其中包括友好往来、国际合作，也包括对抗、冲突与战争。在国际关系史中，常见的各种“事件”都属这类事实。
（3）有关话语的事实。国际关系话语是指与对外政策相关的观念、言论等。一般来讲，行为实体的“言”与“行”总是密切相关的，但也有很多时候话语具有独特的地位与影响。从互动的角度看，行为体所发表的声明、言论、报告等，只要对国际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就可以认为构成了国际关系事实。例如，“9·11”事件之后，美国提出反恐规范，强调世界各国必须站在美国一边，提出“邪恶轴心”说作为与伊拉克、朝鲜、伊朗等国关系的定位，都对其自身行为和其他行为体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构成了国际关系事实。
（4）概念化事实。这种事实是指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的各种概念。这种事实作为对客观真实的概括与推论，其本身是抽象的，但它所对应的要素联系特定对象却是可以具体化的。例如，现实主义者常用的权力（power）概念，在与国家实力对应时，包括领土、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等因素。运用这个概念，现实主义者把国家间的关系称为权力政治，把拥有不同权力的国家称为超级大国（superpower）、大国（great power）、中等国家（middle-rangepowers）和小国（small powers）等，从而使得在抽象层面上对国际互动进行演绎成为可能。
从操作的角度讲，上述四类事实中的前三项是属于经验事实，比较具体，通常可以直接感知。这些事实所对应的每一个现象都是特殊的，是不可重复的，但作一个类别，却是可以再现的。例如，均势、威慑、军控等，作为一类现象会不断出现，因而可以进行抽象与概括，从而构成概念化事实。概念化事实作为对特殊现象的一般性概括，体现的是具有共性和反复出现的事实。
一般来讲，研究者进行现实问题和对策问题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前三类事实，进行理论研究，则主要运用的是第四类事实。当然，这样的区分只是相对的。从事实的类别来说，有关话语的事实与概念化事实在研究中有时就很难区分。例如“新保守主义”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观念（话语），也可以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概念。从研究途径讲，由于人们对经验事实的实证离不开理论解释，对概念化事实的演绎也离不开经验的实证，因此这两类事实常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三、国际关系事实的属性
研究者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研究，就会发生应怎样认识研究对象属性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有两种基本的观点是值得关注的。实证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同自然现象一样具有规律性，运用寻找自然规律的大体相同的方法，就能够“发现”这些规律。[8] 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国际关系事实在客观性与规律性上与自然事实相同。与这种观点相异，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与自然事实不同的社会事实，认为研究国际关系事实的要旨在于诠释其主体间“意义”。从这两种观点看，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即有关国际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观察的问题。
讨论国际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我们的参照对象是自然事实。自然事实是完全客观的东西，这是没有疑问的。自然事实没有思想与意图，它们的运作是外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与自然事实对照，国际关系事实都是行为体有目的行为的产物，人的意图会体现在其中，因此都具有社会意义。例如，伊拉克战争、北约东扩、朝核六方会谈等都是体现人的意图的事实。
由于国际关系事实的形成内含各方的意图与目的在内，因此这种事实具有自然事实所不具有的主体间性。所谓主体间性，指的是行为体之间在意识上的相互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每一个行为体都有自己对行为“意义”的规定，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其他各方的“观念”的影响。例如，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会影响俄罗斯的态度；反过来，俄罗斯加强和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也会影响美国和北约国家的态度。用建构主义的说法来解释就是，如果互动方都把他方看作朋友，那么就会建构出友好关系，如果都把他方视为敌人，那么就会建构出对抗关系。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伊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生成，有历史宿怨、利益冲突、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对抗等多种因素，说到底乃是双方的“故意”所造成的。
国际关系事实所具有的观念的影响，除了会体现在行为体的行为所造就的各种事件、过程之中，而且也会体现在一些看似纯物质的人造物中，诸如核武器、航空母舰、反导系统等。这些人造物的存在，都是人有目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因此具有社会意义。例如，美国保持庞大的航母战斗群，是为了确保在全球的军事霸权；朝鲜试验核武器，是为了增强自己在权力互动中的讨价还价地位。[9]
国际关系行为体赋予事实的这种意义，体现了事实内在的主观性。然而，这种主观性的存在并不能像某些极端的后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决定事实的全部，因为国际关系事实还具有客观性。[10] 相对具有主观意识的行为体来说，任何一个事实一旦发生，就是一种客观实在，并且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以伊拉克战争为例，这一个进程的发生与存在无疑有复杂的观念建构的背景，并且特别与布什总统的意图相关，但是，战争开始之后，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就不依布什的意志为转移了。对于伊拉克血腥的教派冲突和美军在战争中付出的重大伤亡代价，无论美国官方如何解释，都是不能改变的客观存在的真实。
由于国际关系事实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要对事实进行观察，就面对着两种情况。体现事实客观性的一面，即事实的外在表现，原则上讲是可以观察的，即可以通过感官来感知。例如，行为体的行动和言论都是可以感知的东西。体现事实主观性的一面，即事实内在的意义，原则上讲则是不可以观察的，即不能通过感官来感知。这种因素尽管有时也有外在迹象，但通过感官却无法准确判断。以小布什对普京的直接观察为例，2001 年时认为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坦诚可靠”，但2007 年时却感到他“很狡猾”，对自己的政治打算讳莫如深。[11] 这个认知事例表明，对人的意图与观念的观察是困难和易谬的。诚如中国古人所云，“知人则哲，惟帝其难。”[12]
四、事实与观察
由于国际关系事实同时具有可观察的外在现象与不可观察的内在意义，因此对国际关系事实的研究过程就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既要对其外在现象进行观察，也要对其内在意义进行诠释。在这里，对事实的属性进行恰当判断，对需要观察和诠释的不同方面，分别予以恰当的观察和诠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以错误的方式进行处理，那就会导致结论出现重大偏差。举例来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是否拥有大杀伤性武器，是一个需要通过核查（观察）来确证的问题，但美国却以诠释假情报的方式作出了肯定的结论，并据此发动了战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反例。
研究者对待事实的可以观察的一面进行观察，宗旨是搞清楚事实的客观真相，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变量间的关系。在这样做的时候，研究者必须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即实事求是。研究者观察的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定性与定量两类。以对战争的研究为例，判断一场暴力事件是冲突还是战争，属于定性观察，根据全球冲突数字描述形势的发展，则属定量观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些事实比较适于作定量观察，但也有些事实很难进行度量。例如，恐怖主义事件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人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但是其程度却难以作定量分析，因为这种事实反映的是人们的心理状态。
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观察，最佳途径当然是身临其境。然而，鉴于国际关系事实本身的特点，人们往往不能这样做。一方面，观察者受时间、空间和能力所限，不可能对复杂的事实作完整和直接的观察；另一方面，观察者受人为限制，对于一些关键、敏感的事实也无法观察。例如，研究者要实地观察一场战争，就会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对于国际关系事实的复杂性和研究者获取事实的局限性，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讲过这样的话：国际关系领域涉及的资料数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掌握能力，许多资料不公开，长期得不到，或者永远得不到，因此学者和理论家经常是从不完全的证据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些证据除了不完全之外，很可能还是不可靠的。[13] 鉴于国际关系资料存在的这种现状，研究者要想得到有关事实的比较完整的认识，也许只能通过思维把缺失的环节串联起来，而且根据此前积累的知识，运用推论，把零散的要素整合起来。
运用思维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整舍，观察者就不得不让主观想象发挥作用，从而使得观察失去纯粹的客观性。对于这种主观因素的加入，实证主义者当然是反对的，他们认为观察必须是客观的。那么，观察到底能不能做到纯客观呢？对这个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其中的一些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原本就是带有主观因素的。由于研究者在面对一个事实时，他的脑子里不可能一片空白，因此他总会受到自己以往积淀下来的知识、经验、理论、情感的影响。这些先在的要素不可避免地会左右他的判断。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个观察的实例：
2006 年6 月11 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位驻阿富汗记者的所见所闻：“喊叫，奔跑，粉碎声。枪响。狗叫。重型卡车飞驰，坦克？三声枪响，很近。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树林中弥漫着黑烟。破烂的黑旗在高处一闪而过。有东西在燃烧。更多喊声，哨声和惊慌的脚步声。噢，上帝，他们就在外边。藏电脑，藏相机，把所有英语写的东西都藏起来。他们就要翻墙进来了。”[14]
记者所记录的是发生在阿富汗的骚乱，其中的信息多是通过感官得到的，看起来非常直接和客观。但是，如果仔细研读这段文字，就能体会到其中包含着记者先在的知识和对事实的诠释：这位记者了解阿富汗的形势，了解有关的武器，了解来的是什么人，并且知道这些人冲进来的后果（对自己的威胁）。这位记者在做观察陈述时，根据自己对阿富汗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即“阿富汗的秩序乃是西方进行非凡试验的产物”，结合所感知的事实，最后得出了作为标题的结论：《“喀布尔之春”结束了》。从这位记者的观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主观因素的作用。
对于先在知识对观察的影响，汉森（Norwood Russell Hanson，1924-1967）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即“观察是理论导向的行动，对x 的观察被关于x 的先在知识所塑造”。[15] 按照这种观点，观察的结果并非简单地决定于视网膜上的印象，而是由外在事物和观察主体的背景知识一起决定的。前者是事物驱动的过程，后者是概念驱动的过程。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的说法，这两者一个是外在世界进入人的视网膜的“物理性”过程（客观过程），另一个是由内而外的知识驱动的“能动性”过程（主观过程）。在这种机理的作用下，观察者所进行的只能是“有理论负载的观察”（theory-laded observations）或“依赖理论的观察”（theory-dependentobservations）。[16]
就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而言，“有理论负载的观察”是很常见的。以对恐怖主义现象的观察为例，在一些人眼中的“恐怖分子”，在另一些人眼中却是“自由战士”。在这里，对事实的不同定性，主要决定于观察者不同的“背景知识”。这种“背景知识”，可能是不同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也可能是不同的理论倾向。以不同的“知识”为背景，研究者通常会采取不同的观察视角。例如，对于中国的“崛起”，一些倾向现实主义的观察者可能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倾向自由制度主义的观察者可能关注中国加入国际合作的程度，而倾向建构主义的观察者则可能关注中国对国际规范的态度的转变。
在研究者对事实进行观察的过程中，除了面对可以经由感官感受的要素之外，显然还面对着事实的需要诠释的“意义”。这种诠释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事实的主观层面，即所体现的行为体的意图与观念。对于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来说，所面对的形形色色的事实，大到国际战争、联合国大会，小到招待来访领导人的菜谱，[17] 实际上都有特定的意义。如果说研究者观察外在现象是解决事实“是什么”，那么诠释内在意义则要解决事实的“为什么”。由于这种意义是来源于行为体的内在意图，因此只能根据种种迹象运用“背景知识”进行主观的加工。这种对于事实的理解与解释活动，可能是经由推论，也可能只是想象。阅读国际新闻就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则报道都包括对事实的描述和诠释两部分。例如，2007 年俄罗斯恢复了战略轰炸机的巡航。在对这一事实的报道中，媒体给出了很多诠释，包括“普京想恢复大国地位”，“向西方示威”等。对于观察者来说，如果只描述战略轰炸机的物理运动而不解释其国际政治意义，那么这样的观察陈述就不能说是有关国际关系事实的陈述。
以上所讲的观察与诠释，主要是就可以直接接触事实的情况而言的。实际上，国际关系学界的绝大多数研究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直接接触事实的。他们所面对的事实，都是有关事实的文本。这些文本虽然都来源于直接观察者的观察陈述，但其中也不可避免地蕴含着观察者的“背景知识”和偏好。而且，这些文本还大多包括作者对于事实意义的诠释。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显然不能把这些文本完全等同于客观真实。在“观察”这些“事实”的时候，研究者固然需要寻求事实的真相，但也需要通过理解提出更好的诠释。尽管这个过程在原则上是属于“观察”的过程，但由于与事实没有直接接触，而且主要是依靠“背景知识”进行主观的诠释，因此要坚持对事实的客观探求就显得更加困难了。
国际关系文本所陈述的事实，说到底都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在被陈述的事实基础上对事实真相作出恰当的解释，对研究者来说显然是一种挑战。在史学界，这是由来已久的难题。波兰著名记者卡普希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讲述了希罗多德的困境：希罗多德穷尽一生要保存历史的真相，防止人类事件的痕迹被时光抹掉；但是，他研究的主要来源却不是一手经验，而是其他人按照自己的看法叙述的历史，这些叙述都是有选择地留在记忆中的，而且是多多少少有意保存下来的。简而言之，希罗多德所依据的历史并不是原本的历史，而是讲述者表达的历史。这里所存在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人们可以努力减少或缓和分歧，但永远不可能达到客观的目标，因为主观因素永远无法滤掉。希罗多德在写作中表达出了对这种困境的意识，他不断限定自己记录的东西：“他们告诉我，”“他们坚持说”，“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在卡普希钦斯基看来，不论我们的方法如何发展，我们永远不可能直接身处历史，而只能面对别人叙述、呈现的历史。
这项事业将始终如此，认为能够抗拒是愚蠢的。这或许是希罗多德最伟大的发现。[18]卡普希钦斯基所阐述的历史研究中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实际上也是国际关系研究者所面对的困扰。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记住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即不管在观察事实的过程中主观因素有多大影响，我们都始终应把这个过程视为探求客观实在的过程。这样，我们才能将观察中的主观因素置于恰当的位置，使对事实的陈述比较接近客观的真实。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46 页。
[2] 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199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656-657.
[3]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A: Merriam-Webster Inc., Publisher, p.444.
[4] http://resweb.llu.edu/rford/docs/VGD/GSLVT/gslglossary.html
[5] http://www.environment.nelson.com/0176169040/glossary.html
[6] Sidney Blumenthal, “Lost in Europe,” The Guardian, February 25, 2005.
[7] 转引自张华夏：《实在与过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47 页。
[8] 可参阅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27.
[9] 鲁杰在对比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时，把炸弹、子弹与河流、山川并称为自然事实，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种人造物的“意义”：它们乃是用于杀人的武器。参见约翰·杰拉尔德·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版，第256 页。
[10]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6, p.35.
[11] 美联社华盛顿2007 年10 月18 日电。
[12]《尚书》有类似语句。此语引自唐·姚思廉：《陈书·本纪第二·高祖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一册，第36 页。
[13] [美]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52 页。
[14] Pamela Constable, “The End of the Kabul Spring,”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1, 2006, P.B01.
[15] [美]N. R. 汉森著，邢新力、周沛译：《发现的模式》，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年版，第22 页。
[16] Michael Heidelberger, “Theory-Ladenness and Scientific Instruments in Experimentation,” in Hans Radder e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Experimentatio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3, pp. 138-151; [英] A. F. 查尔默斯著，查汝强等译：《科学究竟是什么？》（第一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46 页。转引自杨广的博士论文《超越实证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元理论研究》，第132 页。
[17] 例如，2007 年7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布什在其父位于缅因州的别墅接待普京。由于这次会见发生在美俄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因此布什特地设计了一些增进两人亲密关系的情节，其中包括品尝龙虾。由于在这次会见中龙虾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因此有媒体称这次会见为“龙虾峰会”。
[18] 原书为Ryszard Kapuscinski, Travels with Herodotus, translated from the Polish by Klara Glowczewska, Knopf, 2007，引文出自英国《卫报》书摘，见Ryszard Kapuscinski, “Making history,” The Guardian, June 9, 2007. 中文参阅了《参考消息》（2007 年7 月11 日第14 版）的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