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
作者：秦亚青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摘要：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外交实践、解决中国外交重大问题的理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来源，以时代观、秩序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定位为重要前提。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要时刻，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已经是中国外交迫切需要的事情。
关键词：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中国外交实践； 中国与国际体系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P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30年的外交实践， 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中国30年的外交成就， 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在全面回顾改革开放30年历程、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 也需要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 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
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定位
首先，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子体系， 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理论， 是基于改革开放的外交实践活动的。过去的五年和改革开放的30年， 在中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外交实践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的时候， 对我国的外交事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认为“ 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 指出我国外交工作“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争取了良好国际环境”[1]（P4- 5）。中国外交化解了诸多的分歧和冲突， 使我国能够避开矛盾的焦点和漩涡，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做出了贡献。中国外交不仅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也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外交理论建设落后于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 充分体现了《报告》所阐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神。一方面， 中国外交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开展的； 另一方面， 中国的外交实践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基于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 对我国核心利益和战略目标的深刻理解。我们提出了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外交战略、互利共赢的行为理念、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政策方针， 还有和谐世界等以人类终极目标为基准的理想信念。并且， 我们的外交理念也是不断地与时俱进， 不断产生新的思路， 解决新的问题。这些丰富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活动还有待于凝练成为系统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第二，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能够明确原则、指导实践的理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坚实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实践， 在实践中产生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战略理论， 只讨论战略布局和战略意图等问题； 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理理论， 只作为观察世界的视镜。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能够高度抽象地阐明规律、指导行动的理论。建立理论， 需要对过去经验的升华性总结， 也需要对当今和未来的外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这种总结不是就事论事的记叙， 而是提炼出比较完整的理论， 上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下达中国外交实践活动。这就不仅仅是经验层面上的东西， 不仅仅是处理具体事务的对策， 而是确立大政方针的依据， 是指导行动的纲领， 是来自实践而又高于实践的理论。要做到这一点， 还需要有着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话语体系， 使之呈现理论的思想性、指导性、简约性和规范性。
第三，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解决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外交领域面临重要问题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 都为解决中国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指导性的解决方案。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重大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发展、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邓小平理论“ 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1]（P7）， 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解决的是斗争还是发展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解决的是继续改革开放、继续发展还是停滞倒退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关键时刻， 针对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 解决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同样也要解决中国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一领域面对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如何和平发展的问题，那么， 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 中国外交理论也要能够解释和解答与此相关的重大问题。
十七大《报告》指出，“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1]（P47）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 我们更应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实践， 发展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这不仅会对我国的外交事业产生重大影响和指导意义， 而且也会更加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思想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柱和方法论基础的， 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 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世界的发展趋势相结合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如同它的母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样，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具体国情和外交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同时，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必然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优秀成分。因此，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可以考虑以下三个重要来源。
（ 一）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第一个重要来源， 这是中国外交理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来源。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 是能否建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关键， 也是能否使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子体系和组成部分的重要条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就是一部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历史。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来源， 不是机械地、教条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言辞， 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念、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这种掌握， 必须是与时俱进地掌握， 是结合实际的掌握， 是实事求是的、活的应用， 绝不是教条的套用甚至歪曲。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集中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这是在社会实践的层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也就没有中国特色可言。毛泽东同志早在1930年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P111- 112）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 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使其与中国的具体特色相结合[3] （P532- 535）。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是为着解决中国的问题，“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3]（P534）。中国的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 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晶， 那么，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 就是在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 观察和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 解决我们的时代面临的问题。这是在历史发展的层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脱离了时代、脱离了时代的问题， 也就不存在活的马克思主义。一旦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 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根据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实际情况，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历史演化理论， 提出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使马克思主义针对战争与革命时代的重大问题， 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重大课题提供了答案。再比如， 中国当前的重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科学发展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以时代的精神， 来审视和解决这一时代的主题。如果说中国外交面临的时代重大问题是中国的和平发展， 那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与时俱进地思考和解决这一重大问题。
（二） 中国传统文化理念
第二个来源是中国传统文化， 这是中国外交理论的历史文化来源。中国之所以是中国， 是因为我们有着历史文化的认同， 离开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同样没有中国特色可言。一个传承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 必然有着丰厚的积淀和深刻的内涵。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 中华文化的理念和规范也确实在影响着我国外交思想和外交行为， 并且， 这种影响越来越明显。
“ 和合”是真正具有中国内涵的概念， 是根本不同于西方世界观的思想理念。挖掘发展这一概念、使之成为核心理论概念， 既有中国灵魂、又有普世价值， 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一个关键所在。在战争与革命时代， 这一理念被激烈斗争所遮蔽。3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 在国际上， 中国从体系外的挑战者变为体系内的负责任成员。这种重要的变化， 使得治邦安国和长治久安的儒家思想体系重新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本、和谐、协和万邦等传统文化理念也频频出现在我国领导人的政策宣示之中①。同时， 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成员， 中国也在积极参与各种治理。在当今世界治理这一重要问题上， 作为儒家基本思想之一的“ 和谐”， 包括“ 天人合一”、“ 人我合一”是否可以作为思维模式， 从而调整西方二元对立的冲突模式，帮助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 推演至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 之间的矛盾[4]（P32- 34）。这些思想怎样转化为外交理念和资源， 我们又如何积极发掘和利用中华文化资源， 这些都是构建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环节。
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来源， 同样不意味着机械地套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理念需要发掘， 需要经过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提炼加工。中华文化中有非常优秀的成分， 使整个世界瞩目， 至今魅力不减。但其中也有糟粕， 是与当今的世界观念体系不相符合、并难以被人接受的东西， 比如等级概念。同时，理论建设也不能想当然和程式化。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 和”的概念拿出来， 认为因为中国传统中有这些概念， 中国就必然是爱好和平的。这种过于简单的因果率是不具说服力的。真正发掘和诠释传统理念同样需要把握其精神实质， 需要提炼其思维模式， 而不是简单地、浮躁地划等号， 更不能宣扬文化万能。所以， 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整理和扬弃，关键在于将其合理的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提炼出来并将其使用到外交理论中去。这一过程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个来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是中国外交理论的母体来源。如果我们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子体系， 那么， 母体系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必然是子体系的基本来源。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也就没有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理论来源。在理念上， 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实践， 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环环相扣， 是在这个体系中发生和发展的。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也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要发现和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 使两者不仅在实践层面是统一的， 而且在理论层面也是统一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国际领域的延展， 也是根据其精神实质把握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论表述。当今世界是一个国内国际大互动的时代， 对国家发展的指导性理论必然反映到国际领域之中。《报告》指出，“ 面对十年‘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科学地评判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 彻底否定‘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1]（P7- 8）这说明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是政治和政策领域的事情， 也是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在国内政治进程中破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才能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 在国际事务和外交实践中确立了合作的思想， 才能保持改革开放的同步进行， 才能使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寻求在国际体系中的和平发展，并发挥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