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木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
【内容提要】民族崛起的过程往往也是经受磨砺的过程；大灾难能荡涤人性的虚荣，使人迅速找到真理；灾难是民族和国家进步的加速器。从2008年的抗灾实践中，我们可总结如下经验：第一，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百川汇海，最终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第二，中国国防建设在新军事变革中不能失去传统。第三，在经济开发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国长江的国防价值。第四，国家在重视政治民主建设的同时，更要强调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组织纪律性。第五，中国外交要在更大的范围内体现人民性。第六，《反分裂国家法》适用于中国任何地区。
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灾难，有天灾也有人祸，但没有哪次象2008年这样高密度地向中国袭来。历史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施予中华民族如此密集的考验，其抗灾实践也必然要向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特别的研究任务。
一、民族崛起的过程往往也是经受磨砺的过程
历史上最终萎缩并消亡的民族，大抵都是少经灾难并在糖水中泡大的民族。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1]谁都希望幸福，希望安逸，但安逸的民族到最后基本都衰亡了，而那些生于忧患、不屈不挠的民族，最终多崛起于大国之林。
这里说的“灾难”，不是一般的“困难”，而是一些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抵抗的天灾或人祸。如雪灾、地震、洪水、瘟疫是天灾，战争或分裂国家的事件则是人祸。2008年中国遇到的灾难，只是中国人民抗灾史中的一个插曲。面对不可抗的灾难，一般的互助已不能奏效，人民唯有团结并依靠国家才能取得胜利；失去祖国，仅靠犹太人式的族群互助，或像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驱逐并漂泊在海外的犹太人那样企求国外慈善救援，则如杯水车薪，难以达到自救的目的。因此，多难之时，人民别无退路，唯有背靠自己的祖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最明显的例子是古罗马，古罗马开始就是几个土丘上的村落，先是北方高卢人欺负他们，罗马人虽然反复上贡求饶，但还是不行，于是，罗马人只有奋起反抗，最终打败高卢人。接着南方迦太基人汉尼拔[2]看到罗马即将崛起的“威胁”，要先发制人，发动“布匿战争”[3]攻入罗马，横扫意大利半岛。这反使罗马人心凝聚起来了，众志成城，打败了汉尼拔，兼并了迦太基。此后，罗马人便一发不可收拾，征服了整个地中海。
罗马人之所以能够征服地中海国家，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太富裕以至因长期“无敌国外患”而失去了战斗精神。他们的民众几乎就是在糖水中泡大的。地中海的人民有学问、会唱歌、会跳舞，有点像中国宋朝人，结果他们都做了罗马人的奴隶。当时有人说罗马没文明，罗马人反说，我把你征服了，我就有了文明。罗马征服地中海后，希腊之美就为罗马之美所替代：希腊神话中的美神阿佛洛狄忒摇身一变就成了罗马神话中的美神维纳斯。自罗马之后，地中海至今也没有重现昔日荣光。
美，是人类实践本质的对象化，是人改造世界的力量在对象中的显现。比如，高山峻岭，对原始人来说，它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原始人尚未认识并征服这些自然对象。但对今人说，它则是美的，那是由于人类已征服了这些自然对象，旅游者在其中欣赏的并不仅仅是风景，而是通过这些风景（也是人类的另类“战利品”）体会着人类改造世界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主体力量在客体中的显现，换言之，灾难是美学的温床。这正应验了老子“反者道之动”的道理。
美，是一种文明，但美历来都是以强者为标准的，而强者都是在苦水中熬出来的族群。世界流行的审美标准多是强势民族的标准。现在，第三世界的美女标准多以西方人为参照，有色人种将自己的脸抹得很白净，其下意识就是想与白人靠齐。试想如果当年是非洲人征服了世界，那今天的美女标准也一定是以黑为美，我们市面上的化妆品一定是以黑为流行色。语言之美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学英语也是因为英语母语国家的富有和强大。与化妆的人文意义一样，语言是身份的暗示，在下意识中也是立场的显示。英语里头有法语，法语中有拉丁语，为什么？法国人征服过英国人，罗马人征服过法国人。
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民族。犹太人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13世纪末开始从埃及迁居到巴勒斯坦，曾先后建立希伯莱王国及以色列王国。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这两个王国先后被亚述人征服和被巴比伦人灭亡。 公元前63年，罗马人入侵，此后犹太人反复遭受了罗马人施予的屠城之难，大部分犹太人被赶出巴勒斯坦，流亡欧美各国。犹太人从此过上了没有了祖国的生活。但是，这份痛苦赋予犹太人以智慧，但这时的智慧只是些小聪明：他们钱赚得快，学问做得好。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弗洛伊德是犹太人……所有这些成就给人的印象是，即便没有祖国，照样会过得很好。那时的犹太民族在今天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几乎就是没有缺点的一个民族。但欧洲人对犹太人是蔑视的，因为尽管犹太人有钱有文化，但他们没有祖国。他们每个个人的能量被发挥到了极致，但在不可抗拒的天灾或人祸面前，他们没有祖国为后盾，就显得毫无自卫能力，最后被希特勒一车一车地运送到奥斯维辛的焚尸炉里去了。你说犹太人没有“先进文化”，马克思就创造了先进文化；你说犹太人没有先进生产力，爱因斯坦就创造了先进生产力；你说犹太人不知“以人为本”，弗洛伊德的学说几乎成了所有人本学说的基础。他们都是犹太人。但犹太民族在20世纪40年代并没有因其个体的优点免遭德国纳粹的屠杀，这与1937年因失去祖国依靠，中国南京个体人或群体人的才干并没有使其免遭日本人施予的屠城之灾的道理一样。
来到奥斯维辛后，犹太人才知道什么是祖国，从那里跑出来的犹太人由此有了世界上最强的爱国心。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家后，与阿拉伯人打了六场战争，整个阿拉伯世界至今也打不垮以色列。为什么？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知道纳粹焚尸炉的滋味。以色列这么小，却如此有战斗力，靠的就是爱国心。大家知道，美国外交政策是亲以色列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了一项亲以政策在美国国会通过，在美国的许多犹太人是在倾其家产为此而努力。[4]世界上恐怕只有犹太人对祖国的认识最深刻，他们从其千年流浪经历体会中、从德国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迫害中觉悟到国家与财富的关系，他们知道国家是其最后的、因而也是永远不能失去的靠山。现在的犹太人已把钱财放到第二位，把国家放到第一位。他们知道，如没有国家，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财富的作用微乎其微。
二、大灾难能荡涤人性的虚荣，使人迅速找到真理
我们常说的“好事多磨”、“吃亏是福”、“至绝地而后生”等等，都是生活的经验之谈，推而广之，也是国家成长的经验之谈。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大灾难能使民族在生死之地迅速找到并接受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真理。民族在其发展战略起步阶段，一般都是诗情画意的，但当大难来临时，人们意识中的所有七彩泡沫就会在生死面前被涤荡一空，从而使人能迅速接受真理。
真理往往是冷酷的。
你看英国人，他们在近代崛起时，与古罗马人一样也是经常遭到大国的欺负。先是西班牙人欺负它，接着荷兰人欺负它，英国人把这两个海上强国打败后，拿破仑还要渡海打英国，英国联合欧洲各国打败拿破仑后又跟俄国人打。这一波一波的战争，主要是英国人抵抗欧洲压迫而不是什么称霸世界的战争。历史上的许多霸权都是在其他霸权的过于压迫下催生的。正是有了这种反抗压迫的经验，英国人后来在治理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冷酷，形成了一整套冷酷的地缘政治经验：它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空话，败了认输，赢了获利。这份经验哪来的呢？它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反抗欧洲大陆压迫的实践中，从敌人那里学来的。英国崛起后，转入与俄国的争霸斗争，俄国人走到哪里，它就逼进到哪里，就这样才出现了“日不落帝国”。
美国人走到今天，则是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人压迫的结果。欧洲人并不喜欢美国独立，为什么？美国独立不同于印度独立，美国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对此，欧洲（首先是英国）不愿意，它们打着骂着要逼美国走拉美式或印度式的依附道路——这与2008年西方人在“3·14事件”和“巴黎圣火受阻事件”中对当代中国所持的病态心理完全一样。
美国独立之初，欧洲不停在文化上妖魔化，在军事上打压美国人。很多欧洲生物学家和种族学家说，动物到了北美那儿三代就变小了，人到那儿三代后也得变小。[5]1812-1814年，英国入侵美国，还打到华盛顿，烧了白宫；英国人在谈判中还提出建立“印第安自治州”，要分裂美国——这与今天的美国人在中国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完全一样。美国人奋起反抗，进行第二次独立战争，将英国赶了出去。林肯进行南北战争的时候，全欧洲都在支持美国南方分裂主义势力，希望美国分裂为两块[6]——这与今天欧美人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完全一样。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俄国人支持美国北方，欧洲又出现了邪恶轴心论，说北方林肯的美国和沙皇俄国是邪恶轴心，两个“邪恶”轴心要联合起来。[7]但是，美国人顶住了几乎是整个欧洲的压力，北方打败南方分裂主义势力使美国获得统一。
到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海军有了发展，欧洲又出现了“美国威胁论”。[8]但结果是，美国在欧洲的骂声中越来越坚强，欧洲越打压，美国越强大。欧洲人为美国设计了三灾九难，可是美国人硬是强力崛起了。美国真正走向霸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与古罗马、英国等霸权国家一样，新崛起的美国一旦称霸，它就开始欺负别人了，此后，它的历史就不辉煌了，就开始颓势：二战刚结束，美国就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碰得灰头土脸；21世纪初，美国人又开局不利，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沼泽。
苏联兴亡的例子说明，历史上没有压垮的而只有吹垮的民族。俄国十月革命后，其苏维埃政权在建立之初就经历了《布列斯特和约》的屈辱，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国联军支持的白匪全国性的叛乱。俄罗斯人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旗帜下众志成城、英勇抵抗，击退叛乱并在1924年建立了苏联。接着又面临西方的经济封锁，但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反而提前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实现了以装备制造业为基础的国家工业化改造，并于1936年建成社会主义。1941年希特勒大规模入侵苏联，苏联人民再次团结一致，奋起反抗，不仅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还在战后建立了对苏联国家安全极为有利的社会主义阵营。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受到美国的侮辱，这反倒刺激苏联军事工业在其后的高速发展以及苏联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强势角逐。在打压无效后，西方转入对苏联的捧杀策略：1988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宣布苏联将放弃勃列日涅夫“教条”。1990年10月15日，西方人丢给虚荣心十足的戈尔巴乔夫一个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12月25日，苏联就正式解体。戈尔巴乔夫获奖与苏联国家解体时间相隔仅一年。现在总结，苏联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在西方的吹捧中远离了真理、远离了列宁、远离了枪杆子，卫星上了天，红旗倒了地。列宁并不是神，他也不代表个人，他代表的是俄国人民在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强国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的有利于俄罗斯健康发展的真理。苏联解体后，现在的俄罗斯人又开始重新认识列宁，因为在挫折的冷漠中，他们又找到了被他们曾丢弃的真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试图由此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深化并为此经受磨砺的过程。起初，我们中国人将这个过程想象得诗情画意，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行了，但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学生”挨了西洋“先生”的打；。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1856-1860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中国由此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此后，中国人转学东洋日本。1894年，日本又挑起甲午战争，次年中国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因此失去台湾。东洋和西洋“老师”这么打中国“学生”， 1899-1900年，中国人民只是稍稍还了一下手，发起“义和团运动”，东洋和西洋人就一起打着骂着来中国，逼着中国签订《辛丑和约》。帝国主义从《辛丑和约》中勒索到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贫困和凋敝；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的全面危机，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确立。这事对中国人刺激大，但还没找到出路。20世纪始，我们又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向“德先生”、“赛先生”学得不彻底，还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这劲头与我们今天一些要与国际“全面接轨”的人差不多。毛泽东曾回忆过他这段亲身的经历：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9]
但中国人学西方越是心诚，越是不打折扣，就越受欺负。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要走西方道路，西方反而要趁此分裂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战胜国，西方反而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意日本占领中国胶州湾；洋先生最后终于将中国学生打醒了。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10]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希望的致力于民族救亡的政党，他们一开始也想走一条代价小（即借国民党力量）的发展壮大之路，1927年，蒋介石翻脸不认人，来了个“4·12”大屠杀，这反而逼着共产党放弃了幻想，转从本土寻找改造国家的力量，走了一条与中国最基本的力量即工农大众相结合的“井冈山”道路。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嫁祸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在这次日本入侵中国的事件中，中国开始相信“洋大人”们派来的“李顿调查团”会有公正的结论，为此中国人还不惜生命为他们搜集大量的证据，结果洋大人所得出的结论根本不关中国人的痛痒。这激起了中国人的义愤。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与海外“洋先生”们彻底决裂了，中华民族怒吼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族团结达到空前一致。虽然过去那些带着“全盘西化”花岗岩脑子的人在中国还有，但已极孤立。他们在“9·18”事变后搞了一个“低调俱乐部”[11]，在日占区时而顾影自怜，时而顾盼自雄，最终随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终成民族的败类。八年抗战后，中华民族抛弃了代表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认识并选择真正为中国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全民族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打过长江，实现了中国基本统一，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强国道路。从此，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与美国人、苏联人建国后受欧洲打压的情况相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们又受到美国，继而苏联的打压。20世纪50年代，西方对中国经济封锁；60年代初，中国又遇饥荒以及来自东南、西南和西北三方面的军事威胁；70年代，苏联在中国北方大兵压境，这些使中国人凝聚力再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我们没有多少高新技术，我们生活水平也没有现在高，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团结就是力量”，什么叫“众志成城”，全民族的团结使我们再次胜利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节食缩衣，硬是独立自主地造出了原子弹，以至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立即（10月28日）致电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惊呼：“中共核爆炸，苏联新领导人，戴高乐、威尔逊，等等，从这一切可以看到，不管我们做什么，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迅速地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影响这些变化来降低对我们安全的损害？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保住面子——并在这些变化中免于丢掉一切？”[12]
但是，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并不是在书斋中作出的，也不是一次性作出的，而是在其他浪漫主义选择失败后作出的。起初，蒋介石走买办道路，依附于西方，想通过依附性参与“国际资本大循环”使中国在“比较优势”中发展起来。但实际结果是，外资大量被引进中国后，大量农民破产，两极分化严重，使本来只是革命的星星之火演变成燎原之势。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世界处于诗情画意的语境之中，整个世界要和平，谁的“和平”调子喊得高谁就得人心。[13]把这种和平主义调子推向高潮的是1928年8月27日几乎所有国家都参加签字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白里安-凯洛格非战条约”）条约第一条称：“缔约各方以它们各国人民名义郑重声明它们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且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14]法国外交史学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说：“这个公约的签订标志着和平主义浪潮和当时外交界称之为‘公约狂’的思潮的顶峰期的到来。当时有很多人认为，签订的公约越多——即使是一些止痛药式的公约也好，签字国就越忠于它们的誓言。”[15]《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补充道：“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事实证明国际联盟的实际贡献不是遏制侵略者，而是使民主国家陷入混乱状态。在西方，厌战舆论极为盛行，但是这一舆论的发源地却允许许多这样的论调存在：即国防力量的存在已无必要，因为国际联盟将会以某种方式防止未来的战争。”[16]作为这种和平主义思潮的制度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德国战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它的宪法“民主”得几乎没了边沿，但很短命。在中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对共产党员大开杀戒前，谁也不听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不是绘画绣花”的告诫，认为那不符合现代政治的“普世原则”，不与“国际接轨”，等到千百万党员的人头落地后，许多共产党人如梦初醒，其“民主”——确切地说就是西方社会民主党和伯恩斯坦宣扬的“民主”——幻觉才彻底被打破，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思想才在党内形成共识。
即使如此，在怎么使用枪杆子、走一条什么样的军事路线的问题上，党内意见也远未一致。开始我们用集德国、苏联和日本军事理论为一体的“最高学府”黄埔军校的洋理论，觉得那“正规化”，反映“现代军事意识”，但那洋玩意在20世纪30年代对共产党不适用——这与现在那些高技术军事装备以及建立其上的“大纵深”军事理论在四川山区救灾中不适用一样，红军长征上路不久，30万红军在洋顾问李德指挥下被打得只剩3万。这样的代价（90%的死亡率）才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没有黄埔“正规文凭”，没有“伏龙芝军事理论”培训，但对中国国情有深入了解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更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自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思想，我党才真正告别了洋教条，找到了革命的真理，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17]与列宁一样，毛泽东也不是神，他也不代表个人，他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在其漫长的救亡实践中总结出的适合中国发展的真理。
三、灾难是民族和国家进步的加速器
灾难在许多民族的发展史中，都转变成民族和国家进步的加速器。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国家进步的速度是由其前进的阻力大小所决定的。民族觉悟，从而民族发展道路正确的选择，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学堂里教出来的，而是在实践，尤其是在战胜严重灾难的实践中产生的。东方的历史是这样，西方的历史也是这样。
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告诉那些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18]正如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近现代文明是在抵御欧洲人和日本人侵略和压迫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道理一样，中世纪东方人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也是西方中世纪文明产生的原因。
直至19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中国人一直是敬畏有加，以至认为中国是有“国运”的国家。黑格尔对中国的“国运”十分乐观，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19]英国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打败中国后不久，恩格斯于1857年更是警告英国政府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20]
黑格尔和恩格斯都没有说错，中国人不辱使命。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西方打压和入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几乎被西方列强肢解。但战后中国人民团结一起，成功北伐，中国于20年代末接近统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1940年，日本还将中国分裂为数个政治实体。可中国人民硬是不屈服，于1945年打败日本，1949年，中国基本统一。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1964年，中国人又成功试爆原子弹，成为世界上少数有核国家之一。大灾难加速了中国的进步：从《辛丑和约》到中国拥有原子弹，其间只有64年。
20世纪后半叶，因称霸世界而忘乎所以的美国人逐渐失去了辩证法，并由此失去了黑格尔式的智慧，对远东事务的判断也越来越走神。1949年8月，在中国解放前夕，美国国务院以艾奇逊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白皮书，称：“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不堪重负。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21]1949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关于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报告草案》中断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如此之低，附属于苏联的中共政权不可能在一代或几代内创造出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工业基础”。[22]对此，1949年3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NSC41号文件，决定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企图迫使中国向美国屈服。
对此，毛泽东立即作出回应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23]结果半个世纪又过去了，与1949年时比，中国人口在原来基础上增长了一倍多，可人民生活反而越过越好。目前中国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20世纪60年代，中国拥有了原子弹，70年代有了“两弹一星”。这样快的发展速度是英美这样一些工业文明的“样板”国家无法比拟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又面临新一轮的资本全球化浪潮。这时，有些同志似乎又忘记了历史，又开始不自觉地重复近代中国开放的认识逻辑，再次出现全盘西化的倾向，出现了唯经济论。但在1989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9年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特别是在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人祸”之后，我们才发现，不管中国如何开放、融入全球化的意向多么真诚，中国崛起本身在西方人眼中就不可能不是一个政治过程。明明是“藏独分子”在打砸抢，西方在“3·14事件”中还是帮着“藏独分子”制造反华舆论，这让中国人再次体会到近代以来“老师打学生”的感受。所有这些认识，在巴黎圣火受阻和汶川大地震中一下子转化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这种感情如此强烈、以至全球华人瞬间都聚集在五星红旗下。
真正的老师是对手，真正的课堂是沙场。人的正确认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斗争尤其是从残酷的斗争实践中产生的。
与姑娘长大了，漂亮了，就会有人说闲话的现象一样；现在中国长大了，漂亮了，西方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开始骂街。19世纪末期，西方对华政策是胡萝卜加大棒。现在西方既无胡萝卜也无大棒，对中国只有无奈，无奈就只有骂街，但辱骂决不是战斗，辱骂说明无能。与当年美国崛起造成了欧洲人心理失衡并对美国开骂的情形一样，中国崛起也造成了目前欧美人的心理失衡。事实上，这种阵痛在国家崛起过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与英美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所经历的这种阵痛还不算是最重的。西方人今天利用中国的灾难骂人，明天还可能会要打人，这其实是好事，说明中国长大了，而且是健康地长大了。但我们必须在战术上重视这次挑战。为此我们需要人民的团结。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同志说：“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24]2008年的灾难使我们全党更加认识到，要战胜困难，必须依靠人民。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
以前我们常说落后要挨打，这没有错，但当经济不那么落后的今天，我们又会发现，如果失去人民，不仅要挨打，而且必被打败。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苏联被肢解的时候，人民是漠然的。2008年一系列灾祸是在我们无法预料的情况下出现的，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总书记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赶到震区，指挥官兵救灾。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语言，一种无言的感召。这使2008年的形势向着一切反华势力希望的反面转化：它不仅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反而更加密切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谐的理念在这次大地震中得到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的认同。人民认同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前提。
“反者道之动。”[25]比较一下西方进步的历史，看看中国近百年魔幻般的发展奇迹，有谁还会怀疑2008年的灾难不是中国崛起的加速器呢？如果我们再看看在这次灾难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会对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充满信心。
四、总结经验，迎接挑战
反思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逢大灾因不善于总结经验而亡国的教训并不少。远如中国大宋，近如苏联。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26]那么，在2008年已出现的灾难中，我们国家管理的这根“链条”中有哪些“薄弱环节”呢？我们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呢？我以为至少有如下几点：
第一，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百川汇海，最终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富裕，更在于依靠人民。政府要强有力，就不能脱离人民。人民的概念是表述一个国家中的主体人群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概念，在中国具体的语境中首先是工农兵，因为他们是中国公民的主体部分。无论我们市场经济发展得如何好，其检验标准是我们的人民是否由此得到“反哺”。在19世纪后半叶，俄国工业化经济发展速度不低，但其经济成就不是反哺人民，而是刺激了两极分化，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便发生了革命。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速度也不低，但经济成就也不是反哺人民而是刺激两极分化，结果造成绝大的工农革命。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的人民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被理解为人民市场经济。人民是市场的主体，是市场活动的起点和终点。市场利润最终要反哺社会主体即人民，至少不能刺激两极分化，所有政策都要以为人民服务为起点。2008年中国人民战胜了一次次困难，并不是依靠什么“与国际接轨”，也不主要靠“国际援助”，而是依靠中国最普通的人民及海内外同胞的对党、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信任和支持；依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原则。国家有了人民支持，才能自力更生；有了自力更生，就能共度时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其改革开放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7]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
【内容提要】民族崛起的过程往往也是经受磨砺的过程；大灾难能荡涤人性的虚荣，使人迅速找到真理；灾难是民族和国家进步的加速器。从2008年的抗灾实践中，我们可总结如下经验：第一，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百川汇海，最终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第二，中国国防建设在新军事变革中不能失去传统。第三，在经济开发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国长江的国防价值。第四，国家在重视政治民主建设的同时，更要强调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组织纪律性。第五，中国外交要在更大的范围内体现人民性。第六，《反分裂国家法》适用于中国任何地区。
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灾难，有天灾也有人祸，但没有哪次象2008年这样高密度地向中国袭来。历史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施予中华民族如此密集的考验，其抗灾实践也必然要向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特别的研究任务。
一、民族崛起的过程往往也是经受磨砺的过程
历史上最终萎缩并消亡的民族，大抵都是少经灾难并在糖水中泡大的民族。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1]谁都希望幸福，希望安逸，但安逸的民族到最后基本都衰亡了，而那些生于忧患、不屈不挠的民族，最终多崛起于大国之林。
这里说的“灾难”，不是一般的“困难”，而是一些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抵抗的天灾或人祸。如雪灾、地震、洪水、瘟疫是天灾，战争或分裂国家的事件则是人祸。2008年中国遇到的灾难，只是中国人民抗灾史中的一个插曲。面对不可抗的灾难，一般的互助已不能奏效，人民唯有团结并依靠国家才能取得胜利；失去祖国，仅靠犹太人式的族群互助，或像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驱逐并漂泊在海外的犹太人那样企求国外慈善救援，则如杯水车薪，难以达到自救的目的。因此，多难之时，人民别无退路，唯有背靠自己的祖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最明显的例子是古罗马，古罗马开始就是几个土丘上的村落，先是北方高卢人欺负他们，罗马人虽然反复上贡求饶，但还是不行，于是，罗马人只有奋起反抗，最终打败高卢人。接着南方迦太基人汉尼拔[2]看到罗马即将崛起的“威胁”，要先发制人，发动“布匿战争”[3]攻入罗马，横扫意大利半岛。这反使罗马人心凝聚起来了，众志成城，打败了汉尼拔，兼并了迦太基。此后，罗马人便一发不可收拾，征服了整个地中海。
罗马人之所以能够征服地中海国家，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太富裕以至因长期“无敌国外患”而失去了战斗精神。他们的民众几乎就是在糖水中泡大的。地中海的人民有学问、会唱歌、会跳舞，有点像中国宋朝人，结果他们都做了罗马人的奴隶。当时有人说罗马没文明，罗马人反说，我把你征服了，我就有了文明。罗马征服地中海后，希腊之美就为罗马之美所替代：希腊神话中的美神阿佛洛狄忒摇身一变就成了罗马神话中的美神维纳斯。自罗马之后，地中海至今也没有重现昔日荣光。
美，是人类实践本质的对象化，是人改造世界的力量在对象中的显现。比如，高山峻岭，对原始人来说，它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原始人尚未认识并征服这些自然对象。但对今人说，它则是美的，那是由于人类已征服了这些自然对象，旅游者在其中欣赏的并不仅仅是风景，而是通过这些风景（也是人类的另类“战利品”）体会着人类改造世界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主体力量在客体中的显现，换言之，灾难是美学的温床。这正应验了老子“反者道之动”的道理。
美，是一种文明，但美历来都是以强者为标准的，而强者都是在苦水中熬出来的族群。世界流行的审美标准多是强势民族的标准。现在，第三世界的美女标准多以西方人为参照，有色人种将自己的脸抹得很白净，其下意识就是想与白人靠齐。试想如果当年是非洲人征服了世界，那今天的美女标准也一定是以黑为美，我们市面上的化妆品一定是以黑为流行色。语言之美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学英语也是因为英语母语国家的富有和强大。与化妆的人文意义一样，语言是身份的暗示，在下意识中也是立场的显示。英语里头有法语，法语中有拉丁语，为什么？法国人征服过英国人，罗马人征服过法国人。
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民族。犹太人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13世纪末开始从埃及迁居到巴勒斯坦，曾先后建立希伯莱王国及以色列王国。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这两个王国先后被亚述人征服和被巴比伦人灭亡。 公元前63年，罗马人入侵，此后犹太人反复遭受了罗马人施予的屠城之难，大部分犹太人被赶出巴勒斯坦，流亡欧美各国。犹太人从此过上了没有了祖国的生活。但是，这份痛苦赋予犹太人以智慧，但这时的智慧只是些小聪明：他们钱赚得快，学问做得好。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弗洛伊德是犹太人……所有这些成就给人的印象是，即便没有祖国，照样会过得很好。那时的犹太民族在今天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几乎就是没有缺点的一个民族。但欧洲人对犹太人是蔑视的，因为尽管犹太人有钱有文化，但他们没有祖国。他们每个个人的能量被发挥到了极致，但在不可抗拒的天灾或人祸面前，他们没有祖国为后盾，就显得毫无自卫能力，最后被希特勒一车一车地运送到奥斯维辛的焚尸炉里去了。你说犹太人没有“先进文化”，马克思就创造了先进文化；你说犹太人没有先进生产力，爱因斯坦就创造了先进生产力；你说犹太人不知“以人为本”，弗洛伊德的学说几乎成了所有人本学说的基础。他们都是犹太人。但犹太民族在20世纪40年代并没有因其个体的优点免遭德国纳粹的屠杀，这与1937年因失去祖国依靠，中国南京个体人或群体人的才干并没有使其免遭日本人施予的屠城之灾的道理一样。
来到奥斯维辛后，犹太人才知道什么是祖国，从那里跑出来的犹太人由此有了世界上最强的爱国心。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家后，与阿拉伯人打了六场战争，整个阿拉伯世界至今也打不垮以色列。为什么？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知道纳粹焚尸炉的滋味。以色列这么小，却如此有战斗力，靠的就是爱国心。大家知道，美国外交政策是亲以色列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了一项亲以政策在美国国会通过，在美国的许多犹太人是在倾其家产为此而努力。[4]世界上恐怕只有犹太人对祖国的认识最深刻，他们从其千年流浪经历体会中、从德国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迫害中觉悟到国家与财富的关系，他们知道国家是其最后的、因而也是永远不能失去的靠山。现在的犹太人已把钱财放到第二位，把国家放到第一位。他们知道，如没有国家，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财富的作用微乎其微。
二、大灾难能荡涤人性的虚荣，使人迅速找到真理
我们常说的“好事多磨”、“吃亏是福”、“至绝地而后生”等等，都是生活的经验之谈，推而广之，也是国家成长的经验之谈。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大灾难能使民族在生死之地迅速找到并接受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真理。民族在其发展战略起步阶段，一般都是诗情画意的，但当大难来临时，人们意识中的所有七彩泡沫就会在生死面前被涤荡一空，从而使人能迅速接受真理。
真理往往是冷酷的。
你看英国人，他们在近代崛起时，与古罗马人一样也是经常遭到大国的欺负。先是西班牙人欺负它，接着荷兰人欺负它，英国人把这两个海上强国打败后，拿破仑还要渡海打英国，英国联合欧洲各国打败拿破仑后又跟俄国人打。这一波一波的战争，主要是英国人抵抗欧洲压迫而不是什么称霸世界的战争。历史上的许多霸权都是在其他霸权的过于压迫下催生的。正是有了这种反抗压迫的经验，英国人后来在治理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冷酷，形成了一整套冷酷的地缘政治经验：它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空话，败了认输，赢了获利。这份经验哪来的呢？它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反抗欧洲大陆压迫的实践中，从敌人那里学来的。英国崛起后，转入与俄国的争霸斗争，俄国人走到哪里，它就逼进到哪里，就这样才出现了“日不落帝国”。
美国人走到今天，则是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人压迫的结果。欧洲人并不喜欢美国独立，为什么？美国独立不同于印度独立，美国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对此，欧洲（首先是英国）不愿意，它们打着骂着要逼美国走拉美式或印度式的依附道路——这与2008年西方人在“3·14事件”和“巴黎圣火受阻事件”中对当代中国所持的病态心理完全一样。
美国独立之初，欧洲不停在文化上妖魔化，在军事上打压美国人。很多欧洲生物学家和种族学家说，动物到了北美那儿三代就变小了，人到那儿三代后也得变小。[5]1812-1814年，英国入侵美国，还打到华盛顿，烧了白宫；英国人在谈判中还提出建立“印第安自治州”，要分裂美国——这与今天的美国人在中国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完全一样。美国人奋起反抗，进行第二次独立战争，将英国赶了出去。林肯进行南北战争的时候，全欧洲都在支持美国南方分裂主义势力，希望美国分裂为两块[6]——这与今天欧美人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完全一样。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俄国人支持美国北方，欧洲又出现了邪恶轴心论，说北方林肯的美国和沙皇俄国是邪恶轴心，两个“邪恶”轴心要联合起来。[7]但是，美国人顶住了几乎是整个欧洲的压力，北方打败南方分裂主义势力使美国获得统一。
到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海军有了发展，欧洲又出现了“美国威胁论”。[8]但结果是，美国在欧洲的骂声中越来越坚强，欧洲越打压，美国越强大。欧洲人为美国设计了三灾九难，可是美国人硬是强力崛起了。美国真正走向霸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与古罗马、英国等霸权国家一样，新崛起的美国一旦称霸，它就开始欺负别人了，此后，它的历史就不辉煌了，就开始颓势：二战刚结束，美国就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碰得灰头土脸；21世纪初，美国人又开局不利，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沼泽。
苏联兴亡的例子说明，历史上没有压垮的而只有吹垮的民族。俄国十月革命后，其苏维埃政权在建立之初就经历了《布列斯特和约》的屈辱，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国联军支持的白匪全国性的叛乱。俄罗斯人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旗帜下众志成城、英勇抵抗，击退叛乱并在1924年建立了苏联。接着又面临西方的经济封锁，但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反而提前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实现了以装备制造业为基础的国家工业化改造，并于1936年建成社会主义。1941年希特勒大规模入侵苏联，苏联人民再次团结一致，奋起反抗，不仅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还在战后建立了对苏联国家安全极为有利的社会主义阵营。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受到美国的侮辱，这反倒刺激苏联军事工业在其后的高速发展以及苏联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强势角逐。在打压无效后，西方转入对苏联的捧杀策略：1988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宣布苏联将放弃勃列日涅夫“教条”。1990年10月15日，西方人丢给虚荣心十足的戈尔巴乔夫一个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12月25日，苏联就正式解体。戈尔巴乔夫获奖与苏联国家解体时间相隔仅一年。现在总结，苏联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在西方的吹捧中远离了真理、远离了列宁、远离了枪杆子，卫星上了天，红旗倒了地。列宁并不是神，他也不代表个人，他代表的是俄国人民在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强国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的有利于俄罗斯健康发展的真理。苏联解体后，现在的俄罗斯人又开始重新认识列宁，因为在挫折的冷漠中，他们又找到了被他们曾丢弃的真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试图由此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深化并为此经受磨砺的过程。起初，我们中国人将这个过程想象得诗情画意，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行了，但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学生”挨了西洋“先生”的打；。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1856-1860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中国由此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此后，中国人转学东洋日本。1894年，日本又挑起甲午战争，次年中国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因此失去台湾。东洋和西洋“老师”这么打中国“学生”， 1899-1900年，中国人民只是稍稍还了一下手，发起“义和团运动”，东洋和西洋人就一起打着骂着来中国，逼着中国签订《辛丑和约》。帝国主义从《辛丑和约》中勒索到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贫困和凋敝；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的全面危机，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确立。这事对中国人刺激大，但还没找到出路。20世纪始，我们又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向“德先生”、“赛先生”学得不彻底，还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这劲头与我们今天一些要与国际“全面接轨”的人差不多。毛泽东曾回忆过他这段亲身的经历：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9]
但中国人学西方越是心诚，越是不打折扣，就越受欺负。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要走西方道路，西方反而要趁此分裂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战胜国，西方反而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意日本占领中国胶州湾；洋先生最后终于将中国学生打醒了。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10]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希望的致力于民族救亡的政党，他们一开始也想走一条代价小（即借国民党力量）的发展壮大之路，1927年，蒋介石翻脸不认人，来了个“4·12”大屠杀，这反而逼着共产党放弃了幻想，转从本土寻找改造国家的力量，走了一条与中国最基本的力量即工农大众相结合的“井冈山”道路。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嫁祸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在这次日本入侵中国的事件中，中国开始相信“洋大人”们派来的“李顿调查团”会有公正的结论，为此中国人还不惜生命为他们搜集大量的证据，结果洋大人所得出的结论根本不关中国人的痛痒。这激起了中国人的义愤。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与海外“洋先生”们彻底决裂了，中华民族怒吼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族团结达到空前一致。虽然过去那些带着“全盘西化”花岗岩脑子的人在中国还有，但已极孤立。他们在“9·18”事变后搞了一个“低调俱乐部”[11]，在日占区时而顾影自怜，时而顾盼自雄，最终随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终成民族的败类。八年抗战后，中华民族抛弃了代表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认识并选择真正为中国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全民族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打过长江，实现了中国基本统一，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强国道路。从此，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与美国人、苏联人建国后受欧洲打压的情况相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们又受到美国，继而苏联的打压。20世纪50年代，西方对中国经济封锁；60年代初，中国又遇饥荒以及来自东南、西南和西北三方面的军事威胁；70年代，苏联在中国北方大兵压境，这些使中国人凝聚力再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我们没有多少高新技术，我们生活水平也没有现在高，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团结就是力量”，什么叫“众志成城”，全民族的团结使我们再次胜利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节食缩衣，硬是独立自主地造出了原子弹，以至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立即（10月28日）致电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惊呼：“中共核爆炸，苏联新领导人，戴高乐、威尔逊，等等，从这一切可以看到，不管我们做什么，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迅速地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影响这些变化来降低对我们安全的损害？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保住面子——并在这些变化中免于丢掉一切？”[12]
但是，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并不是在书斋中作出的，也不是一次性作出的，而是在其他浪漫主义选择失败后作出的。起初，蒋介石走买办道路，依附于西方，想通过依附性参与“国际资本大循环”使中国在“比较优势”中发展起来。但实际结果是，外资大量被引进中国后，大量农民破产，两极分化严重，使本来只是革命的星星之火演变成燎原之势。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世界处于诗情画意的语境之中，整个世界要和平，谁的“和平”调子喊得高谁就得人心。[13]把这种和平主义调子推向高潮的是1928年8月27日几乎所有国家都参加签字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白里安-凯洛格非战条约”）条约第一条称：“缔约各方以它们各国人民名义郑重声明它们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且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14]法国外交史学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说：“这个公约的签订标志着和平主义浪潮和当时外交界称之为‘公约狂’的思潮的顶峰期的到来。当时有很多人认为，签订的公约越多——即使是一些止痛药式的公约也好，签字国就越忠于它们的誓言。”[15]《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补充道：“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事实证明国际联盟的实际贡献不是遏制侵略者，而是使民主国家陷入混乱状态。在西方，厌战舆论极为盛行，但是这一舆论的发源地却允许许多这样的论调存在：即国防力量的存在已无必要，因为国际联盟将会以某种方式防止未来的战争。”[16]作为这种和平主义思潮的制度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德国战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它的宪法“民主”得几乎没了边沿，但很短命。在中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对共产党员大开杀戒前，谁也不听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不是绘画绣花”的告诫，认为那不符合现代政治的“普世原则”，不与“国际接轨”，等到千百万党员的人头落地后，许多共产党人如梦初醒，其“民主”——确切地说就是西方社会民主党和伯恩斯坦宣扬的“民主”——幻觉才彻底被打破，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思想才在党内形成共识。
即使如此，在怎么使用枪杆子、走一条什么样的军事路线的问题上，党内意见也远未一致。开始我们用集德国、苏联和日本军事理论为一体的“最高学府”黄埔军校的洋理论，觉得那“正规化”，反映“现代军事意识”，但那洋玩意在20世纪30年代对共产党不适用——这与现在那些高技术军事装备以及建立其上的“大纵深”军事理论在四川山区救灾中不适用一样，红军长征上路不久，30万红军在洋顾问李德指挥下被打得只剩3万。这样的代价（90%的死亡率）才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没有黄埔“正规文凭”，没有“伏龙芝军事理论”培训，但对中国国情有深入了解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更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自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思想，我党才真正告别了洋教条，找到了革命的真理，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17]与列宁一样，毛泽东也不是神，他也不代表个人，他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在其漫长的救亡实践中总结出的适合中国发展的真理。
三、灾难是民族和国家进步的加速器
灾难在许多民族的发展史中，都转变成民族和国家进步的加速器。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国家进步的速度是由其前进的阻力大小所决定的。民族觉悟，从而民族发展道路正确的选择，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学堂里教出来的，而是在实践，尤其是在战胜严重灾难的实践中产生的。东方的历史是这样，西方的历史也是这样。
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告诉那些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18]正如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近现代文明是在抵御欧洲人和日本人侵略和压迫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道理一样，中世纪东方人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也是西方中世纪文明产生的原因。
直至19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中国人一直是敬畏有加，以至认为中国是有“国运”的国家。黑格尔对中国的“国运”十分乐观，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19]英国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打败中国后不久，恩格斯于1857年更是警告英国政府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20]
黑格尔和恩格斯都没有说错，中国人不辱使命。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西方打压和入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几乎被西方列强肢解。但战后中国人民团结一起，成功北伐，中国于20年代末接近统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1940年，日本还将中国分裂为数个政治实体。可中国人民硬是不屈服，于1945年打败日本，1949年，中国基本统一。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1964年，中国人又成功试爆原子弹，成为世界上少数有核国家之一。大灾难加速了中国的进步：从《辛丑和约》到中国拥有原子弹，其间只有64年。
20世纪后半叶，因称霸世界而忘乎所以的美国人逐渐失去了辩证法，并由此失去了黑格尔式的智慧，对远东事务的判断也越来越走神。1949年8月，在中国解放前夕，美国国务院以艾奇逊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白皮书，称：“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不堪重负。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21]1949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关于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报告草案》中断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如此之低，附属于苏联的中共政权不可能在一代或几代内创造出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工业基础”。[22]对此，1949年3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NSC41号文件，决定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企图迫使中国向美国屈服。
对此，毛泽东立即作出回应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23]结果半个世纪又过去了，与1949年时比，中国人口在原来基础上增长了一倍多，可人民生活反而越过越好。目前中国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20世纪60年代，中国拥有了原子弹，70年代有了“两弹一星”。这样快的发展速度是英美这样一些工业文明的“样板”国家无法比拟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又面临新一轮的资本全球化浪潮。这时，有些同志似乎又忘记了历史，又开始不自觉地重复近代中国开放的认识逻辑，再次出现全盘西化的倾向，出现了唯经济论。但在1989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9年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特别是在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人祸”之后，我们才发现，不管中国如何开放、融入全球化的意向多么真诚，中国崛起本身在西方人眼中就不可能不是一个政治过程。明明是“藏独分子”在打砸抢，西方在“3·14事件”中还是帮着“藏独分子”制造反华舆论，这让中国人再次体会到近代以来“老师打学生”的感受。所有这些认识，在巴黎圣火受阻和汶川大地震中一下子转化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这种感情如此强烈、以至全球华人瞬间都聚集在五星红旗下。
真正的老师是对手，真正的课堂是沙场。人的正确认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斗争尤其是从残酷的斗争实践中产生的。
与姑娘长大了，漂亮了，就会有人说闲话的现象一样；现在中国长大了，漂亮了，西方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开始骂街。19世纪末期，西方对华政策是胡萝卜加大棒。现在西方既无胡萝卜也无大棒，对中国只有无奈，无奈就只有骂街，但辱骂决不是战斗，辱骂说明无能。与当年美国崛起造成了欧洲人心理失衡并对美国开骂的情形一样，中国崛起也造成了目前欧美人的心理失衡。事实上，这种阵痛在国家崛起过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与英美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所经历的这种阵痛还不算是最重的。西方人今天利用中国的灾难骂人，明天还可能会要打人，这其实是好事，说明中国长大了，而且是健康地长大了。但我们必须在战术上重视这次挑战。为此我们需要人民的团结。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同志说：“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24]2008年的灾难使我们全党更加认识到，要战胜困难，必须依靠人民。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
以前我们常说落后要挨打，这没有错，但当经济不那么落后的今天，我们又会发现，如果失去人民，不仅要挨打，而且必被打败。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苏联被肢解的时候，人民是漠然的。2008年一系列灾祸是在我们无法预料的情况下出现的，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总书记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赶到震区，指挥官兵救灾。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语言，一种无言的感召。这使2008年的形势向着一切反华势力希望的反面转化：它不仅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反而更加密切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谐的理念在这次大地震中得到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的认同。人民认同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前提。
“反者道之动。”[25]比较一下西方进步的历史，看看中国近百年魔幻般的发展奇迹，有谁还会怀疑2008年的灾难不是中国崛起的加速器呢？如果我们再看看在这次灾难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会对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充满信心。
四、总结经验，迎接挑战
反思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逢大灾因不善于总结经验而亡国的教训并不少。远如中国大宋，近如苏联。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26]那么，在2008年已出现的灾难中，我们国家管理的这根“链条”中有哪些“薄弱环节”呢？我们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呢？我以为至少有如下几点：
第一，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百川汇海，最终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富裕，更在于依靠人民。政府要强有力，就不能脱离人民。人民的概念是表述一个国家中的主体人群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概念，在中国具体的语境中首先是工农兵，因为他们是中国公民的主体部分。无论我们市场经济发展得如何好，其检验标准是我们的人民是否由此得到“反哺”。在19世纪后半叶，俄国工业化经济发展速度不低，但其经济成就不是反哺人民，而是刺激了两极分化，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便发生了革命。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速度也不低，但经济成就也不是反哺人民而是刺激两极分化，结果造成绝大的工农革命。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的人民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被理解为人民市场经济。人民是市场的主体，是市场活动的起点和终点。市场利润最终要反哺社会主体即人民，至少不能刺激两极分化，所有政策都要以为人民服务为起点。2008年中国人民战胜了一次次困难，并不是依靠什么“与国际接轨”，也不主要靠“国际援助”，而是依靠中国最普通的人民及海内外同胞的对党、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信任和支持；依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原则。国家有了人民支持，才能自力更生；有了自力更生，就能共度时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其改革开放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7]
